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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的意義——《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觀后

作者:王立群      來源:      發布時間:2018-10-15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們的文化自信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密切關聯。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強調,在新時代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本人率先垂范,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文章當中,無論是談治國理政的重大問題,還是在國際場合闡明中國的原則、觀點、立場,抑或是在基層和干部群眾傾心地交談,習近平總書記經常會引用一些中國經史典籍當中的華章佳句,不僅對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有精準的闡釋,而且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閃爍著新時代的思想光芒。這些華章佳句,又和習近平總書記樸素的大眾化的語言鮮活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實現了讓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來。

正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百家講壇》播出的系列節目《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共分12期,每期節目確立一個主題,邀請一位思想解讀人,一位經典釋義人,和大家一起重溫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論述當中的用典。本版在此特別約請《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節目的經典釋義人王立群撰寫文章,闡釋學習典故的豐富意義。

——編者

典故,在古代又稱事類。南朝文論家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有一篇文字專講事類。劉勰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所謂事類,就是文章在達意抒情之外,根據故事來類比說明義理,引用故事、古語來論證今義。劉勰的界定與分類,今天依然為大多數學者所認同并接受。典故是指在話語活動中所引用的一切業已發生或出現過,有其文獻依據,并具有可追溯的原初情景的敘述內容或語言形式。典故可以表現為一個詞語或成語、短語,也可以表現為一句話、一句詩甚至一段敘述。簡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語典兩類。

《文心雕龍》專列《事類》一篇,對典故的內涵、起源及使用進行闡釋,這說明最遲到南朝時期,用典已成為中國文化的普遍風氣,亟需對其進行理論總結和使用規范了。南朝以后,用典之風逐漸滲透到經史子集各個層面,成為中國文化最明顯的表征之一,也是中國話語言簡義豐、意味深長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國古代的文人讀書伊始,就特別注重典故內容的學習及用典技巧的訓練,這是一種基本的文字功夫。

用典的前提是必須有典故存在。典故是從哪里來的?典故的特點之一是可以追溯,能夠追尋到其原始的文獻出處。一言以蔽之:典故來源于古代文獻。典故必定需要文化積累到足夠水平之后才能應運而生,典故發達的前提是有足夠數量的文獻。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從史前神話傳說,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字的發明使用,“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尚書·多士》),孔子刪述六經,乃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形成了大量的原始文獻,為此后中國文化的發達奠定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頭活水。從六藝到十三經,從前四史到二十四史,加上歷代思想家治國安邦的深思熟慮,眾多總集、別集的編纂,這些數不勝數、汗牛充棟的古代文獻,既是孕育典故的肥沃土壤,也是用典的型范。歷史愈前進,文化愈厚重,典故愈豐富。舊的典故被反復陳述,意義不斷被凸顯,話語空間不斷被重構,不斷被賦予新的派生意義;同時,新的典故也在不斷生成。因此,典故的發達,一方面是歷史悠久的表征,另一方面是文化繁榮的體現。

由此可知,一個典故的意義,至少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時的意義;二是在文化傳承的進程中典故被不斷運用的意義,這個意義可能會產生一些變化,甚至會大相徑庭;三是當下使用的意義。簡單認識一個典故的意義,關注其當下使用的意義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個典故的意義,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句話,理解典故,不能脫離具體的空間語境:生成的語境,歷史中使用的語境以及當下運用的語境。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講話時說到:“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習近平善于用典,這次講話就用了大量的典故,僅就此句而言,就出現了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刮骨療毒、壯士斷腕四個典故。下面以“刮骨療毒”為例,分析一下典故的三重意義。

第一,生成意義。刮骨療毒這個典故的出現與三國名將關羽有關。《三國志·蜀志·關羽傳》記載:“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后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割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于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這段文獻中沒有出現“刮骨療毒”四字,但有“割骨去毒”之語及相關的故事,故可視為能夠追溯到的最早出處。一般而言,典故的生成,尤其是事典的生成,必須有個凝練的過程,即把一段歷史、一個故事濃縮為簡潔且有表現力的寥寥數語,以便后人轉述、重復、使用。將刮骨療毒置于關羽療傷的具體語境中,其生成意義即其字面意義,即刮除滲透毒液的骨頭,以此達到療傷的目的。不過,在此字面意義的語境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關羽的英勇與意志堅強的品性,這些字面意義附帶的話語背景,為典故的傳播及重新賦值提供了可能。

第二,傳播意義。一個典故的真正形成,有賴于在出現后的歷史中被不斷運用,在新的話語空間中,濃縮的相對固定的表述被不斷凸顯,由此賦予典故新的生命力。典故傳承的方式至少有兩種,一是意義復述,二是意義派生。所謂意義復述,既包括對原文的引述,也包括對原文的渲染與改編。關羽刮骨療毒的故事,經《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記纂淵海》《諸史提要》《錦繡萬花谷》等大量文獻的全引、節引,為此故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可能。雖然一些類書中僅僅截取刮骨的幾句,省略了前后的細節背景,但也由此愈加凸顯了故事的關鍵詞,即典故的文字表述。純粹的引用之外,尚有文學性的改造。正史中關羽刮骨療毒的事件,經歷代說話(如《水滸傳》第100回中就有燕青聽《三國志平話》,正說到關羽刮骨療毒的情節),尤其是到明代的時候,經由羅貫中《三國演義》的渲染、普及更是深入人心。《三國演義》第七十五回《關云長刮骨療毒,呂子明白衣渡江》前半部分就著力渲染此事,大意是說:關羽在戰斗中右臂被射中一箭。不想箭頭有毒,毒已入骨,又青又腫,動彈不得,長久不愈。名醫華佗聽聞后,親自前往,割開皮肉治療。“佗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華佗刮盡骨上的毒,敷上藥,縫上線,手術告成,關羽大笑而起,說:“此臂伸舒如故,并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華佗亦感慨道:“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三國志》中并未交代為關羽刮骨的醫生姓氏名誰,《三國演義》將其定位為華佗。華佗確為一代名醫,不過他不可能為關羽刮骨,因為關羽中箭的時候,華佗早已離世。《三國演義》讓關羽與華佗走到一起,是文學手法,是為了互相襯托,一為名醫,一為名將,既突出了關羽的英雄氣概,又彰顯了華佗的高超醫術。此類細節與故事改造,對刮骨療毒的初始意義并沒多大改變,但文學性的演繹,無疑強化了事件的驚心動魄性,其功能在于讓此事傳播范圍更加廣泛,無意中也引導了意義派生的趨向。所謂派生意義,是指典故在原初意義的基礎上,引申、衍化的新意。刮骨療毒的典故,在文學作品中常被縮減為“刮骨”二字。南朝庾信的名篇《哀江南賦》中曾用此典:“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此處用“刮骨”典故,是說南朝蕭梁大將柳仲禮與侯景戰于青塘,身中數刀之事,且此役之后,士氣大衰,并未含有勇武之意。唐代王維的《燕支行》中云“報仇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則是借用關羽刮骨的典故,將飲酒與刮骨強烈對比,已隱含勇武剛毅之意。明代李東陽《痛語·東南屏》中“刮骨彼何雄,湔腸或非懵”,則將“刮骨”與“何雄”直接聯系,由此明確賦予了英勇雄壯的內涵,后來此典的運用大都遵循這個意義。

第三,當下意義。典故盡管是在歷史中生成的,但因為具備能夠時刻存在于當前的特質而具備了現實意義。這是一個新的話語空間中意義重新賦值的過程。有了話語空間的重構,有了新的意義賦值,典故才展現出時代的活力。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月在使用“刮骨療毒”這個典故時的講話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開始進入“深水區”。深水區改革會觸及許多艱難的問題,然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容不得其他選擇。深水區改革重要的一項是必須療治體制上積累的各種頑疾,打鐵先需自身硬,必須剔除各種痼瘤。反腐懲貪,就是清除毒瘤的大手筆。這無疑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多的智慧、更強的韌性。清除體制上的膿瘡、剜除體制上的毒瘤、剔除體制中的害群之馬,需要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勇氣與決心。正是因為這種敢于向自身體制動刀的勇氣與決心,中國目前的反腐才取得了重大突破。

由上面對“刮骨療毒”典故三層意義的詳細分解可知,一個典故的生成,首先是一個由多到少的凝練過程,故事類的典故尤其如此,關羽療傷的大段文字最終濃縮為“刮骨療毒”4個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較而言,語言類的典故濃縮幅度沒有故事類那么大,但也必須有此過程,如修齊治平,就是對《禮記·大學》中開篇一大段文字的凝練,見賢思齊背后還隱含著“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其次,一個典故的最終形成,還需要一個意義逐漸明確、固定的過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義往往具有多種思想傾向,在生成之后的話語實踐中借助新的具體語境被反復陳述,傾向漸趨固定,意義逐漸明朗,由此被大多數學者認可并使用。關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傷,可以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無畏,而在文人的反復引用中,最終固定在了意志堅強、勇敢無畏的意義層面上。

因此,要深入理解一個典故,不但要理解運用典故時的具體語境,還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與傳播過程中意義變化的情況。如果說典故的生成是一個由多到少的凝練過程,那么對典故的理解與闡釋就是一個由少到多的分析過程。在這方面,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百家講壇》特別節目《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樹立了一個典范。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文化是一個民族最根本、最持久的推動力。在他的一系列講話、文章中,經常引用一些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古語,并與樸素、大眾化的語言融合,形成了特色鮮明的話語風格。如何深入、深刻、到位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系列節目通過邀請思想解讀人、經典釋義人的方式,與觀眾一起學習、領悟經典。經典釋義人通過追溯典故的生成意義、傳播意義,并以歷史中踐行典故精神的具體人物為例,從理論到實踐,進行細致闡釋。思想解讀人則集中闡釋典故的當下意義,結合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及講話的具體語境,從思想理論層面對講話的精神進行分解與總結。什么是深入學習、深刻理解?這就是深入學習、深刻理解。

典故是故事、古語,是古代的東西。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曾明確提倡“不用典”(《文學改良芻議》),倡導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學習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說明一點,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倡導“不用典”,并非徹底排斥用典,而是反對拙劣的用典,其言語之激進,意在構建一個以口語為基礎的白話文系統。實踐證明,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徹底隔斷舊文化,經過改造的舊文化,反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得力資源。再者,典故盡管生成于古代,但并非一成不變地作為一種特殊的詞匯群體而存在,隨著漢語的發展,也有不少典故進入漢語一般詞匯系統,成為現代漢語的常用詞,被人們廣泛理解和接受。從最簡單的層面而言,典故的存在,不但豐富了漢語的詞匯系統,而且在文本寫作、語言交際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言簡義豐。即用很少的詞匯,表達豐富的意義。這是由典故的生成層面決定的。一般而言,無論事典,抑或語典,其生成均需經過一個凝練的過程:從本末翔實細節豐富的故事、言說細密邏輯謹嚴的長篇大論,或者一首詩歌、一篇散文,最終濃縮為字數極少的關鍵詞。語言表述用詞減少了,但其表達的意義并未縮減,其承載的不僅有原初意義,還有最新的話語空間及新意。習近平在2018年春年團拜會上講話時曾用“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來論述家國之間的關系,這是引用《孟子》的話,不用長篇累牘,11個字就把天下、國、家的關系說得清晰明白,并強調“千家萬戶都好,國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的道理。在中華民族最重要節日春節的語境中,引用此典,以簡馭繁,以少勝多,既表達了天下國家的關系,也包涵了對家庭和諧幸福、國家興旺發達的祝愿。

第二,增強表現力。藝術作品中用典,作品更加生動形象;說理文章中用典,既是論據,又增加了理論的深度。2013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和各界青年座談時勉勵青年加強道德修養,用了一個典故: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個典故出自《國語》,是先秦流行的諺語。善與惡,是修養的兩極;登與崩,一難一易,一慢一快,用一“如”字將其勾連,不僅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有強烈的視覺沖突,具有很強的表現力。

第三,委婉含蓄。文藝作品,尤其是詩歌中的用典,能使其表意豐厚,韻味悠久,含蓄蘊藉。中國文化中自古就有春秋筆法、微言大義的言說傳統。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不能直白講明的思想、意圖、傾向,有時借助典故可以得到妥善的解決。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外交場合曾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國雖大,好戰必亡”“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等來闡述中國的外交立場。

典故不僅僅是文學創作、論事說理的修辭手段,也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技巧、對話策略,同時它還是歷史的一個個縮影,是復述和記憶一個民族過往經歷、所思所想的關鍵詞。從一定意義上講,典故承載著傳承歷史、延續文化記憶的功能。因此,學習典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溫歷史,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從此層面而言,學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義。

第一,學習和使用典故,是對歷史的敬畏與致意。

典故來源于歷史,并在歷史中發展、運用和意義相對固定,歷史越悠久,典故越發達。作為包含大量歷史、文化、人類經驗與記憶內容的話語,典故具備了歷史敘述的功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里來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前進”(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的講話)。用典的本質就是用史。學習和使用典故,就是重溫富含教益的歷史故實和富含哲理的圣賢之言,就是學習一個國家的歷史、一個民族的經驗,是對歷史的敬畏與溫情致意。數典忘祖,“其無后乎”(《左傳·昭公十五年》)的警告,在任何時期都有昭示意義。

第二,學習和使用典故,是對傳統文化的自覺傳承與接受。

典故源于歷史,又具備超歷史性。典故蘊含的經驗、教訓、哲理等文化精髓不受過去約束,具備持久永恒的超越歷史意義,而且,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些事件總會一再重演。因此,追溯典故的來源,重溫典故的歷史,挖掘典故的思想,借鑒典故的經驗,在新時期的語境中賦予其新的思想生命,這就是用歷史眼光對傳統文化的自覺接受。追溯源頭,分析現狀,把握未來,這就是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

第三,學習和使用典故,是文化自信的表現。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深層自信。文化自信從哪里來?從歷史中來,從傳統中來。一個用典故說話的人,是在同千萬個聲音對話,傳遞著歷史的智慧,延續著深邃的思想;一個用典故說話的人,是在用千萬個聲音發聲,帶著充足的底氣,有著無窮的力量。“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經典的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東西,我覺得‘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的腦子里,成為中國民族的文化基因”(2014年9月9日習近平在北京師范大學看望師生時的講話)。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是文化自信的源頭活水。

總之,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從古至今,典故承擔著多種功能。它是把握歷史的關鍵詞,是繼承傳統文化的綱領,是民族凝聚的重要紐帶,是現代社會開拓發展的基石。習近平總書記的引經據典,是在重溫中國歷史,講述中國故事,繼承中國傳統,總結中國經驗,凝練中國精神,是向世界發出的中國聲音。

作者:王立群(河南大學教授,《平“語”近人——習近平總書記用典》經典釋義人)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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